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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简史
作者: | 2009-09-17 | 浏览量:

一、概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是从事内陆水体生命过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

水生所科学研究的总目标是根据国家需求,针对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和水质性缺水日趋严重的这一我国和世界性重大问题,发展淡水生态学、水生生物多样性与资源保护、渔业生物技术和水环境工程研究,并通过这些研究在基础、应用基础与应用三个研究层次上的有机结合,为我国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渔业模式优化和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贡献,攀登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科学高峰,将水生所建成具有高学术地位和独特作用的、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和国际著名的研究机构。

在近80年的发展历程中,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院士、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藻类学家饶钦止筚路蓝缕,开基奠业;淡水生态学家刘建康院士、藻类学家黎尚豪院士、鱼病学家倪达书著书立说,再写华章;陈宜瑜院士、沈韫芬院士、曹文宣院士、朱作言院士、赵进东院士及众多中青年学者发展传统学科,开创新兴领域。如今,水生所已成为以水生生物为对象的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生物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为水生生物学特别是中国内陆水体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二、机构沿革

水生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馆址南京。193471日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19379月由南京开始迁往长沙,后到南岳,又迁到广西阳朔,1939年初到达四川重庆北碚。19445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作出决定,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动物研究所由北碚迁至上海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于1950年将原中央研究院动物所的主体、植物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组建为水生生物研究所,所址上海。1950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任命王家楫、伍献文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的通知书。620日,竺可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宣布首批15个研究机构成立,其中水生所研究有关水生生物的基本学理,以配合水生动植物生产的需要。主要任务包括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水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养殖与育种实验。下设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室址江苏无锡蠡园,主任伍献文;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室址山东青岛,主任童第周。19512月增设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沈嘉瑞,19531月撤销。农业部水产总局根据我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状况,与中国科学院会商,建议水生所从上海迁至湖北武汉。1952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42次院长会议同意水生所及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迁武汉。1954年1月,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独立,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1954年9月水生所及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迁往湖北武汉,成为我国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1970年下放湖北省,改称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1978年回归中国科学院直属建制,恢复现名。历任所长是王家楫、伍献文、刘建康、潘金培、陈宜瑜、朱作言、桂建芳,现任所长赵进东。

研究所现有个研究中心,即水生生物多样性与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淡水生态研究中心、渔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水环境与人类健康研究中心、藻类生物学及应用研究中心;拥有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中心、国家开放台站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开放试验站、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建有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博物馆,中国最大的淡水藻种库以及藻类、淡水无脊椎动物、鱼类寄生虫标本室和现代化的白鱀豚馆,主办《水生生物学报》。

中国生物多样性内陆水体分部和中国生态系统网络水体分中心挂靠在水生所。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鱼类学分会,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中国水产学会鱼病专业委员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生物学分会,湖北省海洋湖沼学会,湖北省动物学会,武汉市动物学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挂靠在水生所。 

三、百废待兴,科学跃进(19501966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曾要求各研究单位开会讨论,收集意见。水生所讨论结果为:研究方针——研究水生生物之基本学理,以配合水生动植物生产上之需要。具体任务——1、水生生物之调查与研究;2、水性环境之调查与研究;3、养殖育种之试验;4、水生生物材料之供给。

郭沫若院长在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的研究是要理论与实际配合的,是要为工业、农业、国防建设服务的。在这个前提下确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具体到水生所的中心任务,郭沫若院长明确为:“准备调查研究水生生物及其生活环境,以期达到水产增产的目的。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在太湖设立淡水生物研究室,进行鱼类及其他生物的研究,并且与食品工业部门配合。”

50年代初期,水生所在研究室下分设鱼类组、浮游动物组、浮游植物组、鱼类寄生虫组、形态组、化学组我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在水生所任研究员(1950-1955年)并主持形态组的研究工作。

1950年,伍献文主持开展了江苏五里湖鱼类资源调查工作。1952年,饶钦止在《科学通报》发表《介绍一个消灭“湖靛”的有效方法》,为治理藻类水华的首次报道。1950年起,在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重要养鱼地区进行鱼病调查;1953年,倪达书主持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鱼病工作站,提出了用生石灰清塘消毒,混合堆肥饲养鱼苗,漂白粉在食台周围挂篓和硫酸铜挂袋等一系列简便易行、效果显著的防治鱼病方法并以短训班、讲习班等形式培训全国各地的鱼病科技工作者。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后,湖泊放养成为发展淡水渔业的主要措施之一。1953年,成立水生所湖泊调查队,饶钦止和黎尚豪分任总队长和总队副,除水生所科研人员26人外,还有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省的水产干部及上海水产学院学生41人,在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开展湖泊调查,为湖泊放养奠定了科学基础;1956年出版《湖泊调查基本知识》,是我国第一本湖泊调查的综合性参考书

19551957年在长江中游开展“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刘建康负责,发表15篇论文,涉及鱼类个体生态学、鱼类分类学、水环境、水化学研究。1956年起,开展青藏高原鱼类生物学研究。

1959年起,伍献文组织编写《中国鲤科鱼类志》,1964年出版上卷。伍献文等编著《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鱼类》,1963年出版。

1958年开展“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刘建康负责,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木洞、中游的湖北宜昌、下游的上海崇明设立工作点。1960年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家鱼产卵场调查大协作,取得了关于产漂流性卵鱼类的胚胎发育和鱼苗资源的资料,证明了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的分布除了宜昌外,在中下游也有不同大小规模的产卵场分布,为葛洲坝水利枢纽不建过鱼设施提供了科学依据。1961-1964年在江西湖口设站进行了连续4年的长江中游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渔业资源调查工作。

1959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产组和水产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水产科学技术与教育会议上,水生所提出有关单位协作总结我国淡水养鱼经验的倡议得到响应,决定由水生所主持编写工作,于1961年出版《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王家楫1960年出版《中国淡水轮虫志》。

1961年,适应学科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组建鱼类学、鱼病学、淡水生态学、藻类学4个研究室。

1955年,王家楫、伍献文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起,水生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65年共培养水生生物学专业研究生20人。1958年,水生所创立武汉水产大学,王家楫任校长,90名学生由各水产大省的水产技术人员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组成,学制3年,为湖北、广西、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培养了一批水产专业干部,部分毕业生留水生所工作。

这个时期国际合作与交流主要有:王家楫1960年代表中国赴越南规划设立中央水产研究所;伍献文、饶钦止1956年赴芬兰赫尔辛基出席国际湖沼会议;1957年与苏联合作开展黑龙江鱼类资源调查;王家楫、伍献文1962年代表中国赴苏联列宁格勒出席太平洋西部渔业委员会;以及选派青年科研人员赴苏联留学等。 

四、十年曲折,艰难前行(196619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水生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极大冲击。1969年,进驻水生所的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凭空捏造罪名,制造冤案,将所领导、科研人员等108人打成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批斗。

1971年,一批科研人员被下放到湖北省南漳县劳动,实际是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

众多科研人员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依然心系国家,心系科学事业。1971年,被错误关押的科研人员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伍献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允许我拿起笔,我要将《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刘建康接受了去武汉钢铁公司解决工业冷却水管道被淡水壳菜堵塞问题的任务,并开始组织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

1973年,出版《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二版),同年还出版《湖北省鱼病病原区系图志》,1976年出版《长江鱼类》。

我国历史上的稻田养鱼主要是利用稻田水体饲养少量食用鱼。1972年,倪达书带着稻田养鱼的新设想,到武汉市东西湖养殖场农业队进行为期三年的试验研究,每亩养鱼稻田增产稻谷8%-43.7%,实现了稻田养鱼,以鱼促稻增产的设想。

针对我国农田普遍氮肥不足的状况,黎尚豪提出在稻田放养固氮蓝藻为晚稻补充肥料的设想,通过从稻田选育优良藻种、切实可行的生理调控和大量培养技术的研究和反复实践,终于在晚稻田放养固氮蓝藻获得成功,达到使晚稻田增肥、提高产量的目的,提高稻产量可达15%

随着大规模淡水鱼类人工养殖的兴起,对养殖品种的迫切需求促使水生所于1972年新设立鱼类遗传育种学研究室。通过引种驯化,取得了团头鲂人工养殖和细鳞斜颌鲴养殖等成果。

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和1973年第一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促使水生所于1973年新设立水污染生物学研究室。开展了湖北鸭儿湖地区农药污染调查研究、北京官厅水库水源保护研究、金沙江至长江口污染调查等工作,开始氧化塘工程方案的研究。 

五、拨乱反正,科学春天(19761998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水生所的科研发展在这段时期从4个学科领域分述。 

系统进化与资源生物学研究

水生所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建立鱼类、水生无脊椎动物、藻类3个标本馆。经过几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如今鱼类标本馆已收藏了30余万号标本,近1000种中国淡水鱼类,其中模式标本230余种,还有600余种国外鱼类标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鱼类标本馆。水生无脊椎动物标本馆收藏了原生动物、线虫、轮虫、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1万余号,其中模式标本近100种。藻类标本馆收藏了我国各种不同生态环境不同时期的淡水藻类标本3万余号,成为我国最大的淡水藻类标本馆。50年代起,又陆续建立了鱼病病原体、寄生虫标本馆、淡水鲸类标本馆、淡水藻种库和中国水生生物及内陆水体数据库。  

在对大量丰富的馆藏标本的整理研究基础上,《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中国鞘藻目专志》、《中国淡水轮虫志》、《长江鱼类》、《中国鱼类系统检索》、《中国淡水鱼类原色图集(13)》、《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等数十部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其中伍献文等《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系统地记述了分布于中国水域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为鱼类系统演化、动物地理的研究、掌握和利用淡水鱼类资源、引种驯化、杂交育种、淡水鱼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饶钦止《中国鞘藻目专志》详细描述了中国产的鞘藻属和毛鞘藻属的种类共301种、81变种和33变型,其中149种是产于中国的新种。该著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成为我国藻类志编研的范本,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水生所20多位学者参与“中国生物志”的编研工作。已出版的有《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鲤形目》中卷、下卷;《中国淡水藻志》8个卷册;《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中国动物志·环节动物门·蛭纲》

伍献文、陈宜瑜在国内较早使用分支系统学理论对淡水鱼类中的重要类群——鲤形目和鲤科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了国际鱼类学界瞩目的成果。曹文宣、陈宜瑜通过对青藏高原特有的裂腹鱼类生物学特点及其与高原环境变化适应性关系的研究,创新性地从裂腹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分布的角度,论证了青藏高原的地质发展历史。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成立了BRIM内陆水体分中心,开展淡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参与制订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为我国淡水鱼类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白鱀豚的保护生物学研究中作出了非常有国际影响的工作,白鱀是仅生活于我国长江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也是世界现存鲸类动物中最濒危的一种。水生所从1978年开始对白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科学研究,并提出了利用长江故道建立半自然性质的保护区,在白鱀活动较多的江段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饲养和繁殖白鱀豚的三大保护措施。1980年被渔民在长江洞庭湖口捕到的雄性白鱀“淇淇”在水生所人工饲养成功,长江江豚也在水生所饲养成功。白鱀豚研究组1985年从鱼类学研究室独立出来,成为水生所直属研究组,1992年成立白鱀豚研究室。

刘永定主持的藻类在外层空间环境的适应与功能研究项目曾5次成功搭载我国返地式卫星、1次成功搭载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在藻类资源研究中,螺旋藻及其提取产物已在医疗和保健上广泛利用;天然色素(螺旋藻藻蓝蛋白、红球藻的虾青素)的提取和生产已达到中试生产规模。脂肪酸资源和珍稀水产品的开口饵料的选育、保种和批量生产等已有较好的研究积累,水华藻类和赤潮藻类形成的原因和规律,有害藻类的监测和生物控制以及藻毒素资源的再利用研究得到了国家的肯定。

淡水生态学研究

水生所是国内率先开展淡水生态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刘建康主持的以武汉东湖为基地的淡水生态学研究已持续了55年。通过对东湖生态系统进行的各学科、各专业的定位观测和系统实验,深入探讨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演变规律,不仅创建和发展了我国的淡水生态学,也是世界上首次对亚热带地区浅水湖泊生态系统进行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填补了有关滤食性鱼类对湖泊生态系统的下行效应方面的研究空白,有关的论文和专著已成为我国水域生态系统和渔业研究的指导性文献。1989年《世界湖沼资料》评价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东湖生态学研究”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鉴于国家大力发展水产业的需要,水生所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水面渔业的概念,发展了以传统养殖鲤科鱼类(鲢、鳙、草鱼、鲤鱼等)放养为主的渔业模式,获得了很高的产量,并成为我国中小型湖泊的主要渔业模式。其中在渔业生态学理论上的重要进展是建立了从饵料生物估算主要放养鱼类渔产潜力的理论。80年代中,通过围栏养殖和在大湖中放流、调整鱼类种群结构,提出了生态渔业——即以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特点为基础,结合人工生物操纵,实现环境效益、渔业效益同步发展的技术,应作为今后湖泊渔业管理的主攻方向。90年代以来,将生物操纵理论用于大水面渔业,开展集约化养殖的理论和相关技术研究,推动了我国淡水养殖业从粗放式向技术密集的集约式和效益型方向发展。

刘建康、何碧梧主编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1992年出版,被列为农业领域的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之一。

1980年,倪达书在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桃源试验站进行“稻田养草鱼种及其生态功能的研究”。这项成果提出了稻鱼共生理论,阐述了稻田养草鱼种的生态功能。通过农渔结合的研究,制定了稻田养鱼的技术操作规程,确定了稻鱼配套的几种形式,并进行了农渔结合试点,解决了稻鱼矛盾,妥善地将水稻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有机地结合起来。1990年出版《稻田养鱼的理论与实践》专著。

促进水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是病害防治。水生所首次发现并分离提纯引起草鱼出血病的呼肠孤病毒,完成草鱼出血病病原的研究和大黄、乌柏叶对粘细菌性血病治疗及其药理研究,研究范围从寄生虫鱼病发展到细菌性鱼病,使近100种鱼病大部分在池塘能得到控制。进入20世80年代末期,我国水产病害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对虾病毒和淡水鱼类爆发病的研究。水生所在对虾病毒性病原的分类鉴定、快速诊断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在淡水鱼类爆发性传染病的研究方面,发现了嗜水气单胞菌、鲁克耶尔森菌和弧菌三种病原微生物,并认识了它们的发生规律,为该病的防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还开展了鳗鲡疾病的研究,并在中华鳖的病毒病、鳜鱼的寄生虫病、细菌病和病毒病、美国青蛙病毒病等方面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研究进展。

水生所在开展“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影响评价和救鱼措施研究”中,论证了救护中华鲟的可行措施是人工繁殖放流,而为其修建过鱼设施很难实现救护目的。国家有关部门据此作出了不建过鱼设施的决策,仅基建投资就节约人民币5300万元。在中科院重大项目“洪湖水体生物生产力综合开发及湖泊生态环境优化研究”和“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生态渔业研究”中,针对湖泊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围圈饲养草食性鱼类、半堤半网式拦养模式养鱼、野菰的开发利用以及提高湖泊冬季水位等措施,从而减缓了湖泊的沼泽化进程,缓解了湖泊调蓄与渔业生产以及农业生产与水产生产的矛盾,大幅度提高了鱼产量,为我国大型湖泊的综合开发和生态治理探索出一条有效途径。

1991年起,李植生等5人5次参加南极科考队,开展对南极淡水生态系统的考察研究。

淡水生态学研究室1972年设立水库组,后发展为水库渔业研究室。水生所受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委托,于1987年将水库渔业研究室划出,成立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淡水生态学研究室地理组1985年划分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与测量研究所,成为该所国土资源研究室的主体。淡水生态学研究室湖泊组1992年分出,以研究室建制成立东湖生态试验站。 

鱼类育种研究

水生所有关鱼类及水产动物遗传育种生物技术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鱼类体细胞发育全能性的探讨、天然雌核发育银鲫异精效应的揭示、雌核发育细胞学机制的阐明、复合四倍体银鲫的发现、人工复合三倍体鲤鱼可育理论的证明、鱼类基因转移育种的首创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创造性成绩,同时在育种生物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建立了杂种优势利用、细胞核移植、细胞融合、染色体组倍性操作、雌核发育、基因转移等育种技术,并逐渐形成了多种技术综合配套的技术路线,培育出了“异育银鲫”、“丰鲤”、“全雌鲤”、“高体型异育银鲫”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鱼类养殖品种,推动了鲤鱼和鲫鱼养殖产业的发展。

1976年起,蒋一珪主持开展“异育银鲫”研究。以黑龙江省方正县的方正银鲫作母本,用江西兴国红鲤的精子授精,刺激卵子雌核发育产生的全雌性后代,培育出鲫鱼养殖新品种——异育银鲫,“异育银鲫及其应用研究”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银鲫天然雌核发育机理研究”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陈宏溪1981年完成世界第一例体细胞克隆鱼。采用细胞核连续移植的技术,从成年鲫鱼短期培养肾细胞,获得一尾完成发育的性成熟的体细胞克隆鱼。

朱作言1983年首创转基因鱼研究,翌年获得世界首批转基因鱼。揭示了外源基因整合的动力学过程,建立了完整的转基因鱼理论模型完善的实验技术体系,并由此拓展为鱼类基因工程育种研究的新领域。培育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部由我国鲤科鱼类基因原件组成的快速生长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鱼家系;系统完成了转基因鱼大规模养殖试验,转基因鱼F1代平均体重增长速度比对照鱼提高42%,饵料利用率提高18.5%,证实了“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鱼的食品安全,转基因鲤鱼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转基因经济动物。

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亚历山大·海尔曼和布莱恩·邦奇)出版的《科学简史——科学史上重大人物事件年表》中,20世纪关于中国生物学家的记载有2起,分别是水生所的陈宏溪和朱作言的工作: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鱼——克隆鲫鱼;中国科学家把刺激人类生长的荷尔蒙基因植入金鱼和泥鳅体内,结果表明:它们的生长速度是普通鱼生长速度的四倍。

水环境生物学研究

通过水污染生物学、生态毒理学及其在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环境监测和评价技术的规范,参加制定和修订了国家渔业水质标准,承担了国家和地方委托的数十个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针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展了大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预测和对策研究,为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6年首创鸭儿湖氧化塘生态工程,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污水生化处理技术研究”、“综合生物塘处理城镇污水技术”、“常德城市污水净化及资源化生态工程技术研究”、“复合生态系统净化城市污水技术”、“东湖湖内污染综合治理及其资源化生态工程技术”和“东湖湖区生态经济系统优化与水域综合功能开发”等研究课题,均根据环境生态工程原理,将污水生物稳定塘技术、土地处理工程技术和其它工程处理技术作为一个生态工艺技术单元,因时因地地组合成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相对较佳的生态系统工程,实现污水净化资源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污水处理实用技术。

沈韫芬拓展生物监测新领域,主持四期“微型生物群落监测”学习班,培训了150余名学员。1990年出版《微型生物监测新技术》; 1991年,她主持的《水质——微型生物群落——PFU法》,经国家环境保护局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这也是生物监测领域我国自行制定的首项国家标准;1993年,《水质——微型生物群落——PFU法》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4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550万元开始筹建“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1987年8月建成并向国内外开放。1992年,经过国家评估被评为良好实验室后,实验室更名为“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依托于水生所。

实验室向国家需求和面向科技前沿,探讨环境因子、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淡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影响,揭示水体污染的机制、危害并提出防治对策,为淡水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提出理论基础;开发生物技术,致力于鱼类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相关的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探讨建立新型、高效、健康和持续发展的渔业模式。在湖泊蓝藻水华控制、利用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污水处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毒理学、水体与底泥的污染物交换、蓝藻的生物学以及藻毒素、湖泊渔业放养模式与结构调整、鱼类生物能量学与营养学、淡水生态系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绩,发展了我国的淡水生态学理论并付诸湖泊渔业实践;在鱼类遗传育种、藻类功能基因组以及鱼类病害方面做出了国内领先、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成绩。

刘建康、陈宜瑜、朱作言先后担任首届、第二届、第三届实验室主任。现任实验室主任桂建芳。

国际合作与交流

水生所与德国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GSF)生态化学所开展合作,1994年成立中德生态毒理学联合实验室,从事环境化学品环境分析,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学研究;1996年获得德国著名财团大众汽车(VW)科学基金会78.3万马克的资助,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二噁英类化合物研究专用实验室,并于2001年成为卫生部首家认定的二噁英检测实验室。

198610月,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鲸类专家小组主席佩林建议,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共同主持,水生所主办了“淡水豚类生物学和物种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立即将豚由“情况不明种”改列入保护级别最高的“濒危种”。1992年新白豚馆建设中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援助了滤水设备、冷却设备和消毒设备等。

1992 年,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资助,特邀沈韫芬赴韩国,与韩国科学家合作,运用PFU法在韩国汉江监测水污染获得成功。

1992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与动物学系在世界范围招聘一名鱼类生物技术教学和研究专家,朱作言成功应聘,为阿伯丁大学建立起一座鱼类基因工程实验室。

“国际河流与湖泊环境会议”是亚洲湖沼学研究的主要学术交流会议,由于水生所在湖沼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绩,于1996年、1998年作为东道主主持召开了第八届、第九届国际河流与湖泊环境会议。

“热带与亚热带区域水质改善、回用与水生态系重建的生物工艺学研究”是欧洲联盟第四个框架(五年)计划中与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项目,由水生所发起并组织,1997年启动,已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并在德国、奥地利和中国武汉、深圳等地推广应用。

人才队伍建设及教育工作

刘建康、黎尚豪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陈宜瑜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沈韫芬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朱作言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丘昌强和蒋一珪、曹文宣、陈宜瑜、朱作言及刘永定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0年、1997年及199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桂建芳1988年获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4年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崔奕波(1996年)、高坤山(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水生生物学专业、遗传学专业、环境科学专业。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水生生物学专业、遗传学专业。

王丁1989年获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谢岳峰、崔宗斌分获1990年、1997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19916月,经国家批准正式设立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此之前,已有2名分别来自德国、土耳其的外籍博士和4名从英国、德国、日本留学归国的博士来水生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这段时期研究所领导体制经历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集体领导所长分工负责制和所长负责制。桑毅修 1978年来水生所任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1983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担任党委书记,直至1996年。工作中他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努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当好“后勤部长”,为科研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先后与四任所长合作,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靠、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责任共同体。

六、知识创新,再攀高峰(1998-)

中国科学院1998年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水生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及7个青年科学家小组共20人先期进入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2001年7月,水生所《全面推进阶段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方案》顺利通过院党组评审表决,成为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全面推进阶段首批试点单位。

重点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调整目标是:围绕实现健康的水生态环境这一重大国家需求,构建生态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两个技术平台,解决水生态环境保护、渔业模式优化和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三个关键而又相互关联的科学问题,重点发展淡水生态学、水生生物多样性与资源保护、渔业生物技术和水环境工程四个研究方向,为维护和改善内陆水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淡水资源、发展淡水渔业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在淡水生态学领域,主要发展和丰富淡水生态学理论,建立水生植被的恢复技术,揭示湖泊富营养化的生物学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为淡水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并为淡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水生生物多样性与资源保护领域,为评估全球变化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提供历史证据,为特有、珍稀和濒危水生动物的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对策,为实现水生生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在渔业生物技术领域,着重研究水生经济动物遗传育种和病害控制的发育和遗传基础,建立相应的理论和技术,努力发展无公害优质高效渔业模式,并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集约化养殖新工艺。在水环境工程领域,发展水污染的监测技术,建立水环境监测与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开发污染物的高效实用处理技术和环境生态工程技术,结合计算机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污染管理与控制网络系统,为环境污染控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实现科技目标,重新整合研究力量,成立四个研究中心:水生生物多样性与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淡水生态研究中心、渔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之后,2006年增设水环境与人类健康研究中心;2009年渔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更名鱼类生物学及渔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增设藻类生物学及应用研究中心。2009年7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揭牌。

1、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不断提升

在淡水生态与环境方向主持了国家重点科技专项“滇池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2000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刘永定),“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与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973项目(2002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刘永定),“受纳湖湾污染负荷有效削减和生态系统重建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863课题(2006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宋立荣);“大中型浅水湖泊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 973项目(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宋立荣)。“湖泊水污染治理与富营养化控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水专项主持项目(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赵进东);湖泊生态系统退化调查与修复途径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 水专项课题(2008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宋立荣);“湖泊直立堤岸基底改善与湖滨带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 水专项课题(2008年启动,首席科学家王洪铸);“典型湖湾水体水污染防治与综合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水专项课题(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刘永定);“三峡水库支流水华成因及控藻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水专项课题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胡征宇;“典型南方城市景观湖泊水质改善与水生植被构建技术” 水专项课题(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吴振斌)

在渔业生物技术方向主持了 “重要养殖鱼类品种改良的遗传和发育基础研究” 973项目(2004年启动,首席科学家桂建芳),“淡水池塘集约化养殖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973项目(2009年启动,首席科学家聂品);“长江中游地区特色水产品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科技支撑项目(2007年启动,首席科学家李钟杰)。

在城市水环境治理方面主持了一项863重大专项“受污染城市水体修复技术与工程示范”( 2003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吴振斌)。

在大型水利工程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水利工程对长江流域重要生物资源的长期生态学效应 2004年启动,首席科学家常剑波)。

2、重大科研成果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鱼类能量学机制研究”。以多种非鲑科鱼类为对象,对造成鱼类生长变异的环境及内源因子及其能量学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性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多种鱼类生长变异的能量学机制,对于探讨鱼类种群在水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建立鱼类集约化养殖技术,选育快速生长鱼类品系有指导意义。

2001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湖群规模化养殖技术”,研究推广了大水面高效养殖模式,开发了名、特、优养殖对象,极大地增加了水产品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促进了湖北省以及全国水产业的发展。

2002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热带、亚热带区域水质改善、回用与水生态系重建生物工艺学对策研究”,依据生态学原理,将垂直流构建的人工湿地用于中小城市污水的综合治理,在水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03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银鲫两种生殖方式的遗传基础及其育种意义”,首次以确凿的分子遗传证据证明银鲫存在雌核生殖和两性生殖两种不同的生殖方式,并阐明了其遗传基础,取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发表的论文广为引用,并收入国际知名专著。

2003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异育银鲫营养、饲料与投喂技术”,根据鱼类能量学研究结果,研制出高效、无公害、无污染营养饲料,建立了异育银鲫的合理投喂模式,具有明显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2004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重要水产动物病毒病原的鉴定及致病机理研究”,在建立和筛选到一批用于病毒增殖的水产动物细胞的基础上,从患病的鳖、蛙、鳜鱼和牙鲆的组织中分别分离到相应的病毒病原,并对这些病毒的病原性质、理化特性、分子结构、致病机理及其免疫应答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2004年总装备部全军武器装备科技进步二等奖“空间飞行环境的生物学效应研究”,发现重复再搭载仍然会导致性状分离等新的空间生物学效应,发现质膜、钙离子、细胞储存产物(甘油)共同作用于重力感受、传导和响应的实验证据,设计并生产出进行空间生物学研究的通用生物培养箱。

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渔业资源调控及高效优质模式”。建立了以生物能量学模型为基础的鳜鱼、草鱼和河蟹放养容量的动态评测技术;建立了以能量收支为基础的主要养殖品种养殖性能评价技术;初步建立了江湖复合系统渔业资源保护的技术基础;促进了湖泊渔业由普通水产品向名特优水产品、由产量型向效益和质量型、由经验型管理向动态定量管理、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保护型、由污染型向环保型五大转变成果在600多万亩湖泊推广,五年增加产值20多亿元。该成果的重要启示是:合理调整渔业结构,发展渔业、保护水质是湖泊渔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既养鱼、又养湖。

2007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受污染城市水体修复技术与工程示范”,针对受污染城市水体现状,将水生态系统构建、水质改善、水体景观建设融为一体,提出了完整的受污染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技术集成方案,成功地在富营养化严重的武汉市汉阳地区月湖、莲花湖和三角湖生态修复、琴断小河水体修复、六湖连通水体修复等工程中示范应用,为武汉新区水环境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在武昌“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汉口“金银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工程设计和建设中得以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显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2008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长江豚类研究与保护”水生所针对我国长江中生活的白鱀豚和长江江豚,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野外生态考察,并先后创造了白鱀豚、长江江豚的人工饲养时间最长的记录。目前,在湖北石首天鹅洲白鱀豚保护区已经初步建立了长江江豚半自然繁殖群体,共有30余头江豚生活其中,每年有2-3头幼豚出生。这是世界上唯一的鲸豚迁地保护成功的工作。在水生所白鱀豚馆有一个长江江豚人工繁殖群体,2005年和2008年先后出生了3头幼豚。这是世界上淡水鲸类在人工环境中繁殖成功的范例。

2008年,异育银鲫“中科3号”获得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的水产新品种证书,接着又被国家大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作为第一个新品种推介目前,异育银鲫“中科3号”已在江苏、湖北、广东和广西等省建立良种扩繁和苗种生产基地。

 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受污染水体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以生态工程为水体污染治理的主要途径,研发并形成了以复合垂直流为基本流程的人工湿地水处理新技术,促进人工湿地从研究到大规模应用,并走向产业化发展;将水质改善、水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优化、景观建设融为一体,形成以水生植被恢复与重建为核心的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将水力调度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研发了以水质改善和水生态系统优化为主要目标的生态调水技术与方法。

2009年度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与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提出了浅水湖泊生态修复的原理,发展了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理论,为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与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理论上解释了我国湖泊富营养化成因和过程,揭示了浅水湖泊稳态转换的条件与调控机制,阐释蓝藻水华暴发的机制;在决策依据上以“生态系统健康”为指导,提出湖泊及其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为区域管理和规划提供了依据;在技术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蓝藻水华生产力控制原理;同时,也对发展有我国特色的湖泊分类分区分期治理技术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9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淡水名优水产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及产业化示范”。以湖北省梁子湖群、洪湖等重点渔区为主要试验示范区,全面开展了黄鳝、长吻鮠、黄颡鱼、鳜、河蟹、青虾和中华鳖健康高效养殖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建立了黄鳝、长吻鮠、黄颡鱼、中华鳖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解决了黄颡鱼生活史早期高死亡率的难题;系统研究了黄鳝、长吻鮠的营养需求,研制了无公害饲料配方,提出了长吻鮠动态投喂管理技术;评估了鳜、河蟹和青虾的养殖容量和生态效应,建立了黄鳝、长吻鮠、黄颡鱼、鳜、河蟹、青虾和中华鳖健康高效养殖技术模式。

3、发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形成了重要的科学影响

1998年到2009年, SCI收录论文数从23篇逐年增加到231篇;其中JCR领域前30%的论文比例达到38%。从2004年以来,一些重要发现发表于各领域重要学术刊物,如PNAS, Molecular Biology of Evolution, Molecular Microbiology, Journal of Virolog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Water Research, Plos One等。一些研究受到Nature China, Science News, The Scientist等科学媒体的专题报道。

进入创新以来,出版著作47部,获得授权专利91项,其中列入“当代杰出青年科学文库”即有《鲢、鳙与藻类水华控制》、《长江流域湖泊的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水生动物体内的微囊藻毒素及其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论蓝藻水华的发生机制——从生物进化、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视点,2007年》、《太湖蓝藻的历史发展与水华灾害——为何2007年在贡湖水厂出现水污染事件?30年能使太湖摆脱蓝藻威胁吗?》、《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翻阅巢湖的历史——蓝藻、富营养化及地质演化》7部。

4、科研工作受到国家领导人关注,积极为国家决策提出建议

2001年2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水生所专家揭开武汉东湖蓝藻水华消失之谜”。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作了批示。科技部、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相继来水生所,就控制湖泊蓝藻水华问题进行了调研和考察。当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率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来到水生所,就水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调研。

2006年水生所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长江豚类考察,共有7个国家的科学家参加,历时38天,对长江豚类的目前的状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考察。水生所上报中国科学院的《长江豚类数量急剧下降,中科院专家呼吁加强栖息地保护迫在眉睫》,被国务院办公厅《专报信息》采用,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

2007年5月底在太湖爆发的蓝藻水华引发了当地严重的饮用水危机。水生所及时报道了宋立荣关于太湖梅梁湾微囊藻毒素的环境归宿及其风险评价研究进展,谢平提出的太湖梅梁湾和贡湖湾饮用水源和水产品被蓝藻毒素污染的科学证据。新华社记者根据这两篇报道,写出《专家呼吁蓝藻水华引发的毒素污染问题亟待加强研究》,被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附页》259期刊登,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

2008年底,水生所上报中国科学院的《中科院专家建议:蓝藻水华治理应放宽控氮、集中控磷,以大幅度降低污水处理成本》,被国务院办公厅《专报信息》采用,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5、国际合作与交流频繁

2001年,主办第4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与饲料学术研讨会。

2004年,主办了“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治理国际培训班”、“第十二届国际河流与湖泊环境会议”、“中国科学院鱼类遗传及发育生物学国际研讨会”、“白鱀豚和长江江豚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法鱼类发育生物学与病害研讨会”、“中德有毒水华蓝藻生物学研讨会”。

2005年,主办“第十届国际应用藻类学大会”、“第12届国际原生动物学大会”、“中英鱼类免疫学学术讨论会”。

2006年,主办“中德重大水利工程的环境生态影响学术研讨会”、“第七届亚洲纤毛虫生物学会议”、“第一届鲤形目鱼类生物学特别研讨会”、“第十届国际水栖寡毛类学术会议”。

2007年,主办首届“中日生物信标跟踪记录科学学术讨论会”。

2008年, 两次主办中法“水和环境”科学研讨会。 国际合作项目:与欧盟、捷克、日本、丹麦、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乌克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香港等有20余项。

多位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专著的撰写。2003年,朱作言和孙永华接受了《Aquaculture: Retrospective and Outlook. An Aquaculture Summit一书主编的邀请,撰写了主题为“转基因鱼的生产——为了未来的水产业”(Producing transgenic fish for aquaculture)一个章节。2004年,韩丹翔、毕永红、胡征宇受邀为Amos Richmong教授主编的 Microalgal Culture 》撰写了有关念珠藻的一个章节。2005年,宋立荣和甘南琴等受邀为 Algal Culture Collec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撰写了有关中国富营养化湖泊有毒蓝藻水华及微囊藻毒素组成的一个章节。2006年,张义兵和桂建芳受邀为学术专著《Focus on Immunology Research》撰写系统介绍鱼类干扰素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章节。2008年,徐旭东与两位美国同行为蓝藻生物学专著The Cyanobacteria: Molecular Biology, Genomics and Evolution》撰写了有关鱼腥藻异形胞分化和转录组学分析的一个章节。2009年,何舜平为《The Timetree of Life》编写了真骨鱼系统进化的章节。 

6、多种形式开展院地合作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00410月挂靠水生所的“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通过科技部的验收。20047月水生所主持,其他大学、研究所和企业合办的“湖北省水体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湖北省科技厅批准成立。20055月,水生所主持,有关大学、研究所和企业合办的“武汉城市水环境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武汉市科技局批准成立。协助地方政府共建了江苏洪泽异育银鲫国家级良种场,山坡湖多福科技农庄中华鳖国家级良种场,新洲涨渡湖黄颡鱼省级良种场,荆州黄颡鱼国家级良种场,洪湖鳜鱼国家级良种场,牛山湖鳜鱼良种场,中湖长吻鮠国家级良种场,杨柳湖青虾省级良种场和洪湖红旗湖黄鳝良种场等。与北京海洋馆、重庆市万州区、杭州市萧山区、安徽省铜陵市、安徽省六安市、江苏省洪泽县、湖北省石首市、黄冈市等地区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2008年,参与中科院与三峡总公司的全面战略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三峡总公司三峡水库香溪河生态系统实验站、水利水电生态与环境保护技术工程实验室。2009年4月,与丹江口市政府签署生态渔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合作协议,并奠基库区水产科研基地2009年8月,与武汉市水务局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7、重点实验室、站运行良好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于1996年被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后,2001年、2006年又两次被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2004年科技部授予该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实验室主任桂建芳“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称号。

东湖湖泊生态系统试验站200112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2009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通过水生生物多样性起源和进化等前沿性基础研究来认识包括东亚淡水鱼类在内的水生生物区系的起源和演化的时空规律,进而评估全球变化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水体生物对地球历史变化的响应;通过对濒危及经济水生动物行为和种群动态的监测、水生生物资源的评估以及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为特有、珍稀和濒危水生动物的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对策;为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8建立精干高质创新人才队伍

目前创新人才队伍169人,其中研究系列124人,技术支撑系列33人,管理系列12人。有中国科学院院士5人,研究员41人,973首席科学家4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人才11人。

吴振斌(1999年)、聂品(2000年)何舜平(2002年)、谢平(2002年)、徐旭东(2008)、殷战(2009)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赵进东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解绶启2007年获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9、扩大招生培养科研新生力量

2009年在学研究生458人,其中博士生232人;另博士后18人。主编出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高级水生生物学》、《发育生物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材《水生病毒学》。“高级水生生物学”课程获中科院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0年增设硕士研究生动物学专业,2006年增设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专业。

2002年增设博士研究生环境科学专业,2004年增设博士研究生海洋生物学专业(与汕头大学联合)。

王洪铸1999年获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邱涛、张义兵分获2001年、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今累计出站博士后62名,其中包括来自英国、德国、印度、朝鲜、土耳其的7名外籍博士后。

七、优良所风,水生之魂

在水生所的近80年发展历史中,老一辈科学家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开基奠业,同时也将开拓创新、科学求实、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起来,成为水生所的优良传统和所风。被尊称为“三老”的王家楫、伍献文、饶钦止三位科学家分别是我国原生动物学研究的开创者、鱼类分类学研究的奠基人、藻类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们都曾在国外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生于1898年的王家楫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耶鲁大学研究员,但当他听到外国将派遣科学考察团到中国采集标本时,深感“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的生物资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开采”,便决定回国开展生物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于1929年回到祖国,1934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1944年担任动物所所长,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直至1976年去世。生于1900年的伍献文于1932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主持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组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研究所辗转迁徙,即使在广西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他仍坚持完成了《漓江的鱼类》一文,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鱼类新种。饶钦止与伍献文同龄,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藻类学研究,困难重重,当时找不到一本藻类学专著,找不到一篇关于中国藻类的文献。只得远涉重洋,到美国拜世界藻类学权威泰勒教授为师。1935年,饶钦止获得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后接到父亲的来信,教导他“博士之名固好,博士之实更要,如徒有博士虚名,于国于己何补?”于是他很快回到了祖国。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抗战期间曾在中国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他在其所著的《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中曾记述了他1943年访问已迁至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感受:“此研究所高踞嘉陵江上(西岸),环境清幽,其中工作人员甚形紧张。参观之人,欣羡之余,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

1950年重新组建水生所后,优良所风继续发扬光大。曹文宣9次登上青藏高原,通过对高原特有的裂腹鱼类生物学特点及其与高原环境变化适应性关系的研究,创新性地从裂腹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分布的角度,论证了青藏高原的地质发展历史,1984年获得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之后陆续有余志堂、刘伙泉、陈英鸿、丘昌强获得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培育、推广异育银鲫的功臣蒋一珪1989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开创我国鱼类能量学研究的崔奕波2000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两次赴南极考察的李植生,为治理滇池蓝藻水华污染献出生命的陈英鸿……路甬祥院长在2000年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特别点了一批老中青优秀科学家代表,指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祖国命运、科技事业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创新精神与团结协作精神的和谐统一,其中就有水生所中年科学家李植生、青年科学家崔奕波。1990年水生所举办60周年所庆,启用了邬华根设计的所徽,主体图案由抽象的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组成的“水生”字样,象征着水生所多学科的综合优势以及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有水有草,生物多样,也正是水生所广大科技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目标——和谐平衡的水生生态环境。 

(撰稿人:张晓良、张先锋、胡兴跃、舒少武、吴青丽、成菊芳;统稿人:胡征宇、徐旭东)

20090531定稿,相关内容补充截止2010-05-20 

参考文献

《水经新注 生命乐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七十年》(2000年,内部出版)

《高举环境保护旗帜 引领渔业发展潮流——记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学时报2005711

《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印行,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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