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与生产脱节，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制约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一名一线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再次旧话重提，呼吁尽快构建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问题。

　　“达尔文死海”问题层出不穷

　　“技术成果并不像农作物品种或者APP软件那样交给用户就能使用，也不像某些日用品的新设计、新配方那样经过较短期的中试和调整就能投入生产。对于‘零距离’或‘短距离’可转化的技术，各级政府出台的激励和优惠政策能较好地促进其转化。”但徐旭东话锋一转道：“而涉及能源、环境、健康、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成果，从技术发明到应用开发、中试放大、批量生产，再到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足用户体验，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研发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术内涵在早期已被揭示和公布，之后难以得到研发资金投入，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尚未形成可赚钱的产品，企业得不到盈利却要承担创新风险，除极少数超大型企业外一般企业也无力涉足。这个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都不愿沾的中间地带，就被形象地称为技术转化的‘达尔文死海’。”徐旭东分析说，因为其比早期研发需要更大资金投入却无人买单，所以并非给科技人员股权收益激励或者给创业者廉价孵化空间就能起到作用。在国家层面，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通过顶层设计和举国体制可以促成少数关键、核心、共性技术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贯通，但如何破解技术转化中的“达尔文死海”这一全局性问题，仍然是当下面临的难题之一。

　　徐旭东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中普遍存在的“棚架”现象。《中国矿业报》记者在多家科研单位采访时也发现，因“达尔文死海”问题的存在，这些科研单位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虽然很有前景，但熟透的桃子就是没有人敢摘，迟迟转化不成现实生产力。多年致力于钒钛磁铁矿等金属矿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近年来研发了悬浮焙烧选矿工艺。工业试验表明，其选矿成本与现用的其他工艺相比可节约一半左右。可以说，推广使用这种先进工艺可以有效帮助钢铁企业提质增效，把落后产能提升为先进产能。但因为该工艺是铁矿选矿的一场颠覆性革命，需要对原来工艺全部推倒重来，一次性投资比较大，许多钢铁企业迟迟不愿采用。

　　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也存在此类问题。其研发的分子筛选铁设备，虽然投资不大，简便易行，降本明显，能大幅度提高选矿回收率和铁精矿品位，但许多国有铁矿山还是不愿使用。相反，那些民营铁矿山却很积极主动。现在，该所的分子筛在许多民营铁矿山已开始推广使用，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十分明显。四川一家民营铁矿山使用该工艺后，生产成本下降明显，很快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多年来一直专注钻探技术工艺研究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探矿工艺所亦面临同样问题。其研发的小直径地质受控定向钻进技术等多项国内先进的钻探技术，成功实现了“一基多孔、一孔多支”的定向施工，钻探质量效果都很好，特别适合于高海拔、复杂地层和生态脆弱区的钻探，并已在若尔盖铀矿田整装勘查中成功应用，成了绿色勘查的典范。但时至今日，许多地勘单位还没有推广，使用的依然是传统钻探技术。

　　这些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且能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有的甚至已使用并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为什么会出现“只墙内开花墙内香”尴尬现象，得不到很好的推广使用呢？除了这些科研单位市场开拓意识不强，对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守摊”思想严重，不想冒风险、花巨资来改造工艺。“企业是国家的，效益好坏与个人利益无关”，这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体制上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

　　大力扶植科技“中间”企业

　　“要扶植连接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的技术开发型企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成功个案来看，以试验开发为主的企业可以接续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完成产业化之前的中间开发过程。”徐旭东说。

　　徐旭东认为，这类企业的产生、发展与高校院所、生产企业有着天然联系，既有从事技术改造和集成的研发力量，又熟悉市场需求、国家标准和融资渠道，因而在技术和产业之间能起到贯通链接作用。它们的研发活动比生产企业更接近技术前沿，更加专业、活跃，却有较少的束缚和包袱。

　　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科技体制的症结所在。多年来，我国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研发的高端技术能实现产业化的不多，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缺乏中间环节。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只能用于研发而不能用于生产，而要把研发出的技术变成产品，还需要资金的持续跟进和企业的投入。矿业形势好的时候，矿山企业随便投资建设一条生产线就可以日进斗金，哪还愿意再投更多的钱建设更先进的生产线呢？矿业形势不好时，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随之下滑，财力紧缺，想建设先进的生产线、使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近几年来，国家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在极力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但生产与科研之间仍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如何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实现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有效对接，依然成为制约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瓶颈因素。

　　“我国有一些归国、离岗或兼职科研人员创办的科技研发和服务企业活跃在生物医药、光电通信等各领域，但从总体来看，其技术创新链条中的这一环节仍严重发育不足。”徐旭东建议：“国家应该大力扶植这一类企业，作为各行业领域的技术开发和定制服务中心，通过市场机制为生产企业服务。财政科技投入应减少对生产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支持，鼓励其在提高自身研发能力的同时，向技术开发型企业购买成果和服务。”

　　徐旭东的建议与许多科研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亚川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个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种好自己的“责任田”。科研单位聚集了大量的业内顶尖专家，在产品、技术、工艺研发上拥有雄厚的技术优势，应该发挥其在科技研发中的中流砥柱和强大支撑作用。而矿山企业熟悉生产经营管理，拥有矿业地质、开采、管理、销售等优秀人才，就该在强化经营管理、挖潜增效、开拓市场等方面发挥优势，而不该扬短避长，在科研方面投入过多的财力和精力。如果需要先进的技术，矿山企业完全可以向科研单位或技术开发型企业购买成果和服务。

　　积极构建技术交易市场

　　“要彻底解决‘达尔文死海’问题，还要大力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徐旭东认为，从技术原型到产业化要经历不断优化改造的演变过程，如果阶段性技术长期不能获得资金回报将导致技术开发型企业难以为继。随着这类企业增多，以及部分生产企业研发力量的增强，将逐渐具备形成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的条件。阶段性技术的交易既让早期研发和风险投资获得回报，又给其他企业获得接续研发、分享回报的机会，直至生产企业接手实现产业化。

　　徐旭东委员表示，培育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完善交易平台和辅助条件（如价值评估等），在企业委托、政府投入之外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如股市），以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转化投资。

　　而在现实中，我国的科研体制就恰恰缺失这一环，要么是研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因资金问题还未最后“定型”、无法转化为生产力而被束之高阁，成为科研单位的理论成果；要么是科研单位自己投资继续跟进，一直把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成熟，并在一些企业应用证明成功后才投放市场，造成了有限科研力量的严重浪费。

　　徐旭东建议，要强化地方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的实效，在财政科技支出中地方总支出占一半以上，在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主要流向高校院所支持基础科学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背景下，应协调地方科技投入加大对技术开发型企业的支持。

　　“目前，一些地方热衷于造园引凤、攀名校名企高枝，追求‘形式高大上，项目短平快’。必须转变科技创新政绩评价方式，更加注重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实际作用，着眼于长远，耐心支持技术转化的中间开发过程。”徐旭东委员最后表示：“技术开发型企业的兴起，可以把各级财政、企业和民间资本拧成一股科技创新的合力，形成全面、自发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